回忆片片录

副钦羞大臣谒见记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九日及十日，雪兰莪华校董事联合会邀请全联合邦各州华校董教团体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于吉隆坡的中华大会堂，这是全联合邦华校董教联合起来，为着华文教育问题破天荒的大集会，这个会获得马华公会全力支持，负责大会一切的开支，也就成为第二年四月间组织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的前奏。

大会的主题，原是要解次华校接受新薪津制问题的，可是这时候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草案已经公布了，并且预定于十一月廿一日在马来亚殖民地立法会一次就作为三读的通过，大家都知道，那些清一色的官委议员，只会邀宠固位，谄媚主人，不会为民族争取权利的，所谓通过，不外是画诺而已，决然不会反对。而这不合理的法令一经被形式上的通过，华文教育在马来亚就要逐渐走上消灭的地步了，因此所有的华人，心情都很惶急，尤其是华校的敬师们一致认为华文教育既然要被消灭，即使改善教师的待遇，享受宁有几时？实在是多余的事，所以各州华校教师会的提案一律以反对教育法令为第一宗，对于大会主要的课题，反而不屑提及了。

副钦差大臣麦基里来先生，大概已经知道这种事实，为着绥靖起见，就打一封电报到槟城，请华校教总派出几位代表，于十一月八日上午十时到Cacosar(俗称二王楼)去谒见他，教总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召开全国理事会议，便由驻槟理事决定，委派周曼沙、汪永年、林连玉、沙渊如四位充任代表，应召晋谒。

原来这时期殖民地的马来亚，设有正副两位钦差大臣，正钦差大臣邓普勒将军，专门负责军上的戡乱工作；副差大臣麦基里来先生，分任政事工作，而教育问题，是属于政事范围的，由副钦差大臣所主理，因此召见华校教总代表的，不是正钦差大臣，而是副钦差大臣。

周曼沙汪永年两位代表，是住在槟城的，提前于十一月七日到吉隆坡来，四位代表临出发时先行集合，讨论谒见副钦差大臣应取的态度，周曼沙说：『我们只是听取意见而已，不表主张』。我说：『我们这一次华校代表大会的结果，是预定要向钦差大臣提呈备忘录的，与其等待将来用书面叙述，不如趁现在当面陈情』。沙渊如汪永年二位，认为应该相机行事，可以表示意见就乘机表示意见、没有机会表示意见，只好不说。结果大家同意沙汪两位的主张。

八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我们四个人同乘一辆汽车出发到湖滨公园去，那条进入王楼的小道上，有一铁闸，门禁森严，守门的人，拿着名单，问明身份，点算人数，方许放行。Cacosar(二王楼)和King’s
House(大王楼)毗连，相离约莫两三百码，是一座陈旧的两层洋楼，楼内的家俬陈旧得很，有些已经破烂了，我们在候客室遇到华文副提学司培恩氏以及华校总监督侯士。起初，我以为是偶遇的。后来才知道他们也是应召参加会议的，而且侯士先生，还是担任这一次会议的翻译人。

约莫等了十五分钟，我们才被邀请入席。用作会谈的是一张长方形的木台，粗糙到没有加上油漆，在席共有十一人。副钦差大臣坐在左端正中位，右方第一位是教育阁员拿督都拉辛甘，第二位沙渊如，第三位周曼沙，第四位提学威菲尔，(操教育行政最高权力的人，相等于眼前的教育总顾问)第五位华文副提学司培恩氏。左方第一位教育遴选委员会主席荷根氏，第二位汪永年，第三位林连玉，第四位侯士，还有一位担任纪录的，是副钦差大臣的秘书，其坐位与副钦差大臣相对。

坐定后，由侯士分发一张华文油印品给我们，那是政府对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简要说明书。这项文件，已经早1日在各华文报上登载过了，所以我们原来就明白内容，不必细读，我记得其中的警句是『如果可能的话，方言学校何时绝迹，无人可以预料。』这里面巧妙的语法，就是不说华校而说方言学校，不说消灭而说绝迹。

首先副钦差大臣手拿一本一九五二年教育报告书及法令合订本，对我们发问道：『你们说政府要消灭华校，到底在这本书上你们找得出消灭这两个字吗？』

沙渊如首先回答道：『政府要消灭华校，不一定要把消灭俩个字写出来的，在办法上，就可以做到的。』

我说：『我要请问政府：依照这法令的做法，本邦的华佼，是不是有不见了的一天？果是如此，我们说华校被消灭并没有错误呀。』

副钦差大臣说：『你们放心！至少在二十年内，你们华校还是存在的。』

我说：『我们所争的不是二十年三十年的问题，我们的要求，是华校不但要永远存在，而且耍还继续发展。』

副钦差大臣说：『即使华校没有了，我也可以担保你们华文教师不会失业的。』

我说：『请把问题认识清楚，我们所争的是整个民族的权利，并不是个人的饭碗，若是个人吃饭问题，华校对教师待遇很薄，我们便是充当街边的小贩，也会好过现在的收入。』

副钦差大臣说：『总之消灭华校这四个宇，政府是不同意接受的，以后你们无论是演说，或是写文章，都不可以应用消灭华校这四个字。』原来他要运用政治的权力，箝制我们的说话。

接着，由荷根氏供给意见，由副钦差大臣发言，说了一大堆新教育政策的优点，问我们道：『你们赞成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要统一吗？』

我说：『我们当然赞成教育制度要统一的，但所谓统一，是教育精神及目标的统一，不是教育工具的统一，如果由国家制定教育宗旨，责令各民族的教育，朝向同一目标，训练国家所需要的公民，不是巳经达到统一了吗？』

这时候：律政司荷根氏插嘴道：『政府对于教育是要尊重家长的意见的。』

于是我请求副钦差大臣给予我一个答复荷根氏的机会，就对荷根氏说：『荷根先生！八月卅一日我们于教育遴选委员会见面时，你那尊重家长的说法，已经给我驳倒了，今天你又再提起尊重家长的意见来。如果政附真的尊重家长的意见，就应该把华巫英印四种语文的学校办得一样够水平，让家长们自由送其子女去入学才是合理的。』

荷根氏对于我的说法，并没有回答。大概他内心也很明白，他所起草的教育法令，是主张实行强迫教育的，既然把华人的子女强迫进入英校或巫校，对于华人的家长，还有甚么尊重意见的话可说呢？

接着，我对副钦差大臣请示道：『故府所以要厘定马来亚的新教育政策，无疑的，是准备给予马来亚独立建国的，我们要知道，马来亚的国民，到底包括华人在内吗？』副钦差大臣说：『当然包括在内。』我又问：『那末华文有没有资格为马来亚教育国民呢？』副钦差大臣说：『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要统一的』我说：『我问的是，华文有没有资格教育马来亚的国民？你只答有或没有就够了。』副钦差大臣说：『依照联合邦协议看来，你们华文是没有资格的。』我问：『那是什么理由？』副钦委大臣说：『因为你们的华文不是官方语文。』我说：『我们的人，被承认是马来亚的国民，我们的文字，连教育我们子女的权利也没有，这又是甚么理由？』副钦差大臣无话可答(这便是教总于一九五三年四月间提出争取华巫印文并列为官方语文的原因。)

这一次会谈，自始至终，历时七十分钟，那位坐在横席第一位的教育阁员拿督都拉辛甘，一路沉默静听，看着我们和副钦差大臣反复论难，约莫在第五十分钟的当儿、突然对我们发问道：『我问你们，你们要不要政府强迫读华文？』当时我心裹一懔，这一位只懂法律不懂教育的教育阁员，果然不愧律师本色，他这个问难，很难作正面的答复，因为说：『要』，固然不对，说『不要』更加不对，为什么呢？原来说要吗？华文不是官方语文，这问题还在其次，最严重的，是那班排华份子，正在制造谣言，说什么华人要把马来亚变为中国的第十九省，假如我们说要政府强迫读华文，岂不被据为口实，挑发离间，引起民族间的误会，若是说不要呢，那就不必再作什么交涉了。可是他聪明，我们也不笨拙，我就回答他说：『你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必答复，我要请问你：你是印度人，你认为你们印度人应该认识印文吗？』侯士先生把我反问的话，故意漏掉，没有翻译给他听。拿督都拉辛甘以为用五十分钟的时间，精心结撰的难题，已经难倒我们了，便很得意地提高嗓予说：『我问你们呀，你们到底要不要政府强迫读华文？』这一回并且特别指定要某先生答复。某先生说：『当然哪，英国人要懂得英文，法国人要懂得法文，日本人要懂得日本文，你是印度人，你的儿子要不要让他懂得印文？』侯士先生再度把最后一句话没有翻译出来，某先生用手指一指侯士，再指一指拿督都拉辛甘说：『请你把最后一句话也翻译给他听！』拿督都拉辛甘问侯士说『他说的是什么？』侯士说：『他问：你的儿子要不要认识印文？』拿督都拉辛甘说：『我先问你们，你们要先答复我呀。』我说：『不必哪，只要你答复我们，相信我们的答案会在你的答案里面。』他迟疑了好一回，副钦差大臣要知道他的意见如何，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很难为情的低声低调答道：『英文和巫文，是本邦的官方语文，我要给我的儿子学习，同时，我是印度人，也要让我的儿子认识印文。』我们四个代表，不期然齐声嚷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问我们？』我更进一步说：『我们争的是各民族的语文一律平等，连你们的印文地位也替你争了，你可知道吗？』拿督都拉辛甘默默无言，我望到他的脸色，真像朱果力糖一样令人欢喜，这一次的会谈，可以说毫无结果，因为副钦差大臣并没有提出折衷的办法，只是企图说服而巳，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当我们回到住处时，许多记者闻讯齐来打探消息，我们实在无可奉告，但拿督都辛甘那个场面，我曾透露一点，却被记者采作珍闻去发表了。

十一月九日，我们开了一天的联席会议，晚间吉隆坡中华，尊孔，坤成三中学的董事部，假中华大会堂联合欢宴出席的代表，筵开八席，由坤成女中的董事长李孝式先生充任东道主，某先生坐在我的邻位，很烦恼的对我说：『我会被驱逐出境了』。我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因为你泄漏新闻，使我得罪某要人。我说『争取民族的利益，如果会被认为有罪，只好接受。说到因此出境的话，我会走在你的前头，不会走在你的后面。』他说：『这也是实在的话。』我说：『既然如此，现在我们可以开怀畅饮。』

最可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谒见副钦差大臣以后的第十三天，即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一日，为全体华人所反对的教育法令，果然在殖民立法会通过了。在通过这法令的时候，教育遴选委员会主席荷根氏，本来预料将会有一场剧烈辩论的，谁知出乎意料以外，华藉的官委议员，不但没有反对，反而歌功颁德起来，有一位槟城的华籍议员说：『这法令是伟大的杰作，我提议把这份教育报告书锡名为荷根氏报告书，以纪念荷根氏的功绩。』又有一位吉隆坡的华籍议员说：『这是适度时期最佳的办法。』这真使我们觉得啼笑皆非了。

在十一月九日全联邦华校董教代表大会以后，曾绝立刻向钦差大臣提呈备忘录，表示反对那一份准备通过的一九五二年的教青法令，同时，还有二百多们华人的社团签名盖章，呈递给钦差大臣，钦差大臣并没有向各议员说明这一点，而华籍的议员们，明知华人反对的情绪激烈高涨也完全不恤，从此可知殖民地的立法会，是谈不上民意这两个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