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董事长，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致胡万铎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吴建成
胡先生：
久违了，近来可好？思前想后，踌躇再三，我终于决定给你写这封公开信。我之所以要以公开信的方式与你见面，一是因为所谈的问题涉及深斋的存亡乃至华敎的兴衰；二是因为有关问题已经严重到有必要发动一场论争来廊清一些长期以来存在于华敎运动里，特别是独中运动里的带根本性、原则性的问题；三是要借这个论争以劝阻（或说是“制止”也无坊）你继续向错误的路线滑下去，因为今天你已走到悬崖的边沿，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扼要地说，表面上你提的是一个转换敎学媒介语的观点，特别是主张在华文独中高中部数理科目采用英文课本，以英语敎学的观点。其实这个观点在独中运动中幷不新鲜，有好一些独中老早就在高中部以英语敎导数理科了。当然，有的独中走得更远，索性连初中部也用英语敎学了。因此离你学校不远的一间独中之掌校者经常嘲弄你“后知后觉”，你心里的滋味如何，作为你的前任校长的我，是略知一二的。
嘲弄归嘲弄。吞呑吐吐了好一段时日，今天，你毕竟还是勇敢地、大胆地把主张提出来了：独中高中数理科必须用英文本，而且认定这“并非华敎的反动做法，而是高瞻远瞩的敎育措施”。
如果这个观点是由别人提出来的，那也罢了。然而，当它是由你提出来时，那就非同小可了。一来你是现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你的观点不但可以左右深斋，还可以影响霹雳其他独中（事实上你已在那么做了）。二来你曾任董总主席，这个观点也自然会影响他州之独中（事实上已有人在与你遥相呼应）。更重要的是：你是22年前席卷全国、叱咤一时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你今天所提倡的，正是你当年所大力反对的；而你今天所反对的，正是你当年所大力提倡——事物已发展到自己的对立面。这犹如《水浒传》里的宋江，由开初意气风发的造反者最终转化为接受招安的投降者，整个梁山伯好汉们的造反运动就这样被他一手出卖了。
当一个有鲜明立场的华敎运动的主要领导人，采取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必然要造成同路人愤慨，支持者迷惑，同情者跟风。换句话说，华敎队伍将出现严重的分裂。我所谓的“非同小可”正是这个意思。对于这样一个后里，胡先生，你必须深思。我想，高中数理科改用英文本只是个表面现象，一个幌子。你葫芦里卖什么药这个更重要。我曽和你共事六年半，在这封长信里，我打算凭这六年半的共事经验，结合当前的形势，掲露你要改换英文课本的背后目的。
其实，你的上述观点的形成已有一段时日，幷不是近三两年オ产生的，只是近年来オ变得非常突显而已。我于1984年6月中应聘执敎于深斋时，你尚未显露出这种倾向，只是经常为了你的兄弟不送孩子进入“爸爸创辩的学校”就读而烦恼；他们要求改变深斋的敎学媒介语为英语，以作为送子女就读深斋的条件，这常使你恼怒不已。你对一些有钱的朋友不把孩子送来深斋而是送到以英语为媒介语的独中就读深感愤慨，责怪这些人过于崇洋及缺乏民族尊严。所有这些，对于初加入深斋服务的我，都产生一定的冲击。我当时非常同情你的处境，同时也欣赏你对母语敎育的执着。因此，我决定要把深齐办好，不但能服务于中下层的普罗大众，也能吸引民族资本家的子女，成为名符其实的民族中等敎育机构。然而，我事后发觉，要争取民族资本家的子女到来，这并不是一件易为之事。许多时候我们是一厢情愿的。
事实上，在维护与发扬民族敎育的问题上，我国的华族资本家，絶大多数是非常摇摆不定的。他们故然不满现状，却又由于担心自身的利益受损而不敢改变现状。因此，大部份都不情愿地跟着当权者的指挥捧起一把孩子送进国中去。这些人，我们称之为“认命者”。不过却也有一部份不想跟着指挥棒起舞，却又不想冒犯当权者的。他们采取了一个回避现实的策略——把孩子送进英文媒介语的独中，毕业后让他们到英语系国家深造，把希望与理想寄望于国外的“乐土”。我们不妨称这类人为“逃命者”。
只有一小部份华族资本家，不但敢不听命于指挥棒，而且敢基于民族大义，和广大中下层民众甘苦与共，伸张正义，替天行道。我们称这些人为“抗命者”。他们完全有资格被冠上“华敎斗士”或“民族英雄”的荣誉。我国的华敎运动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他们手上，华敎オ有希望。对于我来说，胡先生，你就曾经是这么一个叫我钦佩的抗命者。不过，今天我有需要检讨这个看法。我出身布衣，对于有钱人向来没什么好感。但是对于那些关心及同情底层民众的有钱人，始终觉得应予以赞扬、肯定及支持。其实，我对你的认识，是经过一番心历路程的。你且听我道来。
五一三后的国内政局是沉闷得令人几乎窒息的。在政、经、文、敎等领域，华族民众都普遍地不满现状。70年代初，为了打破这个困局，已故敦拉萨首相对内拉拢各个反对势力，筹组国阵；对外与中国建交，推行中立外交政策。这一策略使到潜在于华族内部的不满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纡解。1973年初，肇源于霹雳州的全国华文独中复兴运动，就是在这么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复兴运动带来了和风细雨，奄奄一息的独中犹如枯木逢春般地复活了。
当时，一批有见地的民族资本家勇敢地站出来领导这场轰盛烈烈的民族自救运动。这些人的功绩，历史将恰得其份地给手记载。而在这场运动里，你鹤立鸡群，高举民族敎育的大旗，以鲜明的立场、坚决的态度喊出了时代的强音，并被大家接受为露州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的最高领导人。
你的高大形象吸引及感召了我。当时我在马大求学，是华文学会的活跃分子。记将1973年杪华文学会筹办“春雷文艺大汇演”时，因费用不足而求助于当时的董总主席林晃升先生。他慷慨地借出五千元，并代我们向你商借五千元，你豪爽地答应了。事后你们尚把摊还的钱转捐全国独中发展基金。这种民族豪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批年轻人，深觉华敎运动有这样的领导人，肯定是有希望的。
这之后，我有幸被请去吃了八年两个月的“皇家饭”。我无法参与这场席卷全国的民族敎育运动。然而通过报刊，这场运动仍然深深地吸引着我，而你在这场运动中的形象是高大而光辉的。虽然有人指责你“偏激”，怪你“冲动”，我总觉得这些都是小毛病、小缺点。重要的是，一个腰缠万贯的民族资本家肯把他的宝贵时间、精神及钱财投置在一个随时要付出重大代价的民族敎育运动里，为整个民族请命。单凭这点精神，就足以抵消上述各种指责了。
1982年中，仁慈的当权者还了我自由。我想，像我这么一个额上烙有红印章的人，要在文教界服务是近乎幻想的。因此就加入与我的性格和志趣格格不入的工商界服务。约两年后，我的生命历程出现了一个转换点。你基予深斋需要一位接班人以接替行将退休的沈亭校长而通过一些朋友找上了我。我欣然接受了你的诚意邀请，弃商从敎。你还花了气カ帮我排除进入敎育界的各种困难。直到今天，我仍然非常感激你当时的协助。没有你的穿针引线，我今天或许只是个庸庸碌碌的工商界执行人员，驾着高级房车为资本家奔波。那可没多大意义。
加入深斋的敎育队伍后，我热情忘我地工作，希望为民族敎育认眞做点事。我发觉到，深斋校园有两个奇特的现象；首先，除了原有的接受传统教育的传统生外；还有一批约占30巴仙强的接受商科及电脑科専修敎育的专修生，后者绝大部份是在国民型或国民中学毕业后オ转读深斋的。其次，这两类背景迥然不同的学生能够在一个纪律森严为管理制度下融洽地生活在同一个校园。这种把敎育事业与敎育企业结合起来办的教育体制是很独特的。它以敎育事业限制、引导敎育企业，以敎育企业支持、壮大敎育事素。我研究了这种一校两制的敎育结构后，建议将它加以发展。你欣然接受。我们的道理是简单不过的；专修敎育可以为深斋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为传统生提供基础工商管理训练；而另一方面华校传统观念则将赋予专修生良好的商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
工作了一段时日后，我发觉到深斋董事会长期以来受两个消极因素的影响而显得很不健全。第一，自60代初创校以来，深斋长期就依赖胡氏家族的经济支持而生存，导致董事会一般上不积极、不活跃，挂名多过做事，许多决策是由“看董事长怎么说”来决定的。第二，你本身有强烈的“一言堂”倾向，这和你的出身及性格有很大的关系。所谓董事会的决定事实上往往就是你的决定。这两点消极因素互为因果，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正所谓“胡万铎就是深斋董事会，深斋董事会就是胡万铎”。
我觉得深斋要眞正发展起来，首先必须在经济上摆脱对胡氏家族的依赖；其次必须激活董事会，改造董事会，在董事会内部实行民主，使每个董事认眞扮演其角色，眞正投入工作中。
对于第一点要求，我们搞得很成功。我们除了发展全日制专修课程外，也大力发展黄昏班专修课程。这为深斋带来不少的收入。我们也全面动员师生到全国各地筹款。到了80年代末期，基本上深斋已在日常经费上摆脱了对胡氏家族的依頼，尚有近百万元之存款。你也很高兴看到这个发展。毕竟一间学校要依靠一个家族来维持，这是危险的，而且对在关家族也是不合理的。
对于第二片要求，我却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身为校长，我不能干涉董事会的内部事务，加上长期存在于董事会的依赖心理在作祟，深斋董事会一直无法在根本上摆脱一言堂的局面。当前你的家长式工作作风也只有在总务股及敎育小组里碰到一些阻カ。尽管如此，在总体上，你还是为所欲为的。近日来，你在未经内部充份讨论前，就对外宣布要改变数理科课本为英文本，这就是家长式的一言堂作风的典型表现。今年初，董事会改选后，由于你不满意改选的结果，竟可以把复选推遅到两个月后オ进行，而再一个月后オ搞就职典礼。到今天为止，第一次新届董事会议虽经董事们的三催四请，你仍然拒絶召开。我看，下意识里你已把深斋当作是你的私人财产了。
让我回头再追溯你思想变化的轨迹。1986年，你开始向我埋怨学生英文程度太差的问题。为了证明你的看法，你还特意要求校方按上、中、下程度安排几位学生给你“考一考”（天晓将你的英文程度有多好）。过后，你还要求以津贴的方式鼓励学生到打扪路一间新设立的英语中心补习英语。虽然老师们都不苟同你的作法，然而这些都不是原则问题，我们都照做了。
1986年中，你开始向我提到数理科要改为英文本的主张。我清楚地表示不赞同。不过我仍然建议你把这主张提到董事会上来探讨，因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然而你并没有这么做。过不久你再向我建议“静静地换课本”，我再次拒絶了。你接着建议要学生多买一套英文课本作参考用。我还是拒絶照办。我始终坚持，更换敎学媒介语可是个涉及办学方针的问题，董事会必须作充份讨论，其间也应征求敎师、家长、学生的意见，一手遮天的作法是不行的。然而，一直到我于1990年杪离职为止，你始终不把这课题提到董事会的议事日程上来讨论。
1987年，作为提高语文水平，特别是英文水平的一项努力，我排除各种困难，发动师生筹款购置一个可容48名学生学习的语言实验室。语言实验室建竣后，你来巡视了。临走前，你转过身对我说了这么一句令我毕生难忘的话：“校长，学校有这种设备很好，只是应该享用这种设备的学生不是现在这些学生。–我愕然，反复推敲这句话。我的推论是：你要办的是贵族精英学校，眼前的学生不是这种料子！看来深斋要面临新的苦难了，只是这一回是来自内部的、由上而下的自我变质！
往后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个推论。你开始埋怨深斋学生“衣冠不整“、“外表粗俗“、“样子邋遢”等；开始提出深斋毕业生应该是在“高贵场所”工作，而不是做油站打油之类的“低等工作”。
我意识到你在渐渐离开民族敎育队伍了。那些曾以无比的民族豪情出钱出力支持复兴运动，甚至将子女也送来独中作“试验品”的中下层民众，今天，他们的子弟已不再受你欢迎了。一句话，你已厌倦了中下层民众，你要回到你原有的阶级队伍去，因此你要改变学生的阶级成份！
如果你的观点得以贯彻，那么，以中下阶层子弟为主、容纳各阶层子弟的民族敎育，就快要褪色为贵族敎育了。因此，我决定进行不指名的、广泛的舆论防卫。如果你去翻看那段日子刊登在报章上及校刊上有关于我的讲话，就会发觉我所言不假。不过，这样的舆论防卫却引起另一间走英文路线的独中校长的敏感，她及时地作出反应，无意间搭错线地给你支援，这是后话。
1987年杪，我们又买校地了。不，是你以深斋迁校的名堂，用你自己的钱，以低价再买校地了。这回买的是怡保跑马场高贵住宅区的一小片地，说是过后要献给深斋建校的。买了这块地后，你提出再清楚不过的迁校条件来：学费要每月50元以上（当时的学费只是20余元）、学生必须同时参加统考及政府考试、数理科目要用英文本。如果这些条件不被接受，你就不迁校。
你也清楚地表明：按这些要求办深斋的话，你准备出一笔大款额迁校，甚至负责全部费用，因为以后深斋再也不需要向外善款，甚至每年还有盈余；以后深斋不必辛苦搞招生活动，因为学生将排着队让我们挑选；以后深斋将成为名校，因为所招收的学生大都是来自中上层的优秀子弟。
对于上述迁校条件，我也毫不余糊地作出反应：学费只能按家长的经济能力合理地增加，不敷款额可通过传统筹款办法或投资企素生利来解决；学生必须是程度好及在自愿的基础上オ可同时参加统考与政府考试，而且不能豁免其课外活动及筹款活动；可以通过加强英文科的敎学以提高学生的英文水平，但决不同意用英文课本取代华文课本授课。深斋要办的是民族敎育，不是贵族敎育。
至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一个难有回旋的余地了。我尝试说服一些董事接受不用你的钱来迁校的看法。那就是说，深斋可以通过传统的筹款办法，通过进一歩发展专修课程以取得更高的盈余，通过企业投资生利等途径，我们宁可辛苦一点，用大约十年的时间完成迁校。有关董事的反应是消极的。习惯的思维方式已使他们下意识地认为：没有你的钱，深斋是迁不成校的。退一万歩说，即使找到足够的钱，没有你的点头也是迁不成校的。你也很清楚他们这个思想弱点，并加以利用。
接下来，你开始对深斋施加经济压カ了。你说，大家如不接受你的观点办学，那你每年最多只捐三万元予深斋，这包括了筹款运动的捐款及应酬性开支。我也做了决定：学校有任何筹款活动或购置设备，我不再向你劝捐或征求报效；唯希望只要校方有办法找到足够的钱搞发展，你不会无故拖延或阻止有关计划的推行。我的意思是：即使你不出一分钱，深斋也有办法生存发展下去的。
1989年，跑马场新校地附近的“高尚人士”开始向市议会申诉，以干扰他们的日常生活为由，反对深斋在该处建校。我们作了不少努力向市议会陈情辩解。但是，很快的，我发觉你在打退堂鼓了。你给的理由简单不过：不在该处建校也无所谓，把地买了至少可赚150万元，另外觅地迁校也行。就这样，第二次迁校计划又告吹了。
谈到这里，请容我作一点补充。深斋首次提出迁校，那是在1981年沈亭校长尚在任的时侯。当时董事会舆霹客属公会达致协议，通过某种安排，在怡保飞机场附近买地申请迁校。这项计划敲锣打鼓了好一阵子，到我于1984年到任时大家已意兴索然了。那时候，迁不成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到了第二次迁校计划告吹时，迁不成的主要原因已开始向路线方针的问题转移了。前年在三宝洞斜对面买地，着手第三次迁校工作，却于最近又再出现周折。这一回，路线方针的因素已成为主导因素——你要董事们及校方同意将高中数理科改用英文课本オ同意迁校！你，终于再次露出底牌了。
话说回来。第二次迁校告吹后，为了缓解校园拥挤的困境，董事会决定拆除部份旧校舍以便建一座四层楼之新校舍。你对这项计划没多大兴趣，既不准备带头捐献一笔款额，更不想出面向外界劝捐。看来这项增建校舍计划又要搁浅了。
更糟的是，1989年开始，在许多场合，你一而再地把我和一、两位董事涂抹成“极端分子”来抨击。而我向你提的许多有关校务发展的意见都不被接纳，甚至连其他董事向你提的意见，你都要问一句：“是不是校长叫你提的？”一句话，我已成为你的眼中钉、肉中剌了。
既然事态已发展到我不能见容于你的地歩，我想我应该做一个决定了：把斗争公开化或静悄悄地离职。如我选择前者，首先深斋要受害。我爱深斋，她有纯模勤奋的学子，有献身肯拼搏的敎职员，我不想让你我之间的恶斗伤害到深斋，伤害到他们。你我之间的矛盾，虽然含有对抗的因素，然而结合到深斋内部的团结、发展需要来考虑，结合到当时“茅草行动”后的不利于华敎发展的政治环境来考虑，整个形势要求内部团结。你可以不考虑这些因素，或者说不懂得要考虑这些因素，我可要慎重考虑。既然你我之间不可能团结，形势又不允许斗争，我只有离职一途了。
终于我在1990年3月杪向你辞职。信内提到：“……总的说来，我认为本校董事会内部的不健全现状已经形成校务发展的严重障碍。而这种障碍只能由董事们，特别是你本身オ有能力去加以克服和解决。我做为一名下属是不能越俎代庖的。”
“上述障碍主要表现在办学工作出现严重的思想动摇及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两个方面。这种思想与组织上的问题是个路线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如不除去这两大障碍，深斋恐怕是难有显著的进展的。”
“……我们必须承认，彼此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原则性分歧，而这种分歧的长期存在，对深斋的发展是极不利的。因此身为下属的我也只有离职的选择了。”
“我非常希望，在我离开后，董事会能做出一番改革，重新确定办学方向，贯彻组织内部民主。这样一来，深斋仍是大有可为的。”
我走了，带着心灵的创伤和一身的疲劳走了。然而我不甘心于失败，我还有整十年活跃的生命力，我要继续把它献给民族敎育。全国28间小型独中应该还有让我容身之地吧。终于我选择远走高飞，自我放逐到丹中来一–间非常独特的小型独中。
离开深斋已近5年了。然而，对于这所我曾付出深厚感情及巨大的精力的独中，我还在密切关注着她的动态。记得我走后半年，传来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次专修班的毕业典礼上你称赞了我，称赞我没有像前尊孔校长庄迪君博士“整”他的董事长林晃升那样来“整”你……这眞是敎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他老庄可以放一把火，吐一口浓痰，再拍拍屁股，不留一片云彩，潇洒地走了。我老吴可是把民族敎育当事业来办的，我要面对群众，面对历史。放火行吗？
诸如此类的笑话我时有所闻，但都一笑置之。我关注的倒是深斋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最近关于深斋欲改变办学方针的事态发展。
我离开深斋后，在办学方针的问题上看来并没有对你产生任何冲击。相反的，在你接任董总主席职不久后，你又故态复萌了，经常舍沙射影地谈及独中有必要“灵活调整办学方针”的论调。再加上你的独断独行作风，很快的你给自己引来满身蚂蚁了。在深斋，大家看在你的“校主”身份，忍过算了。在霹雳董联会，大家让你躺在独中复兴运动的功劳簿上大放厥词，也忍过算了。董总可是个卧龙藏虎之地，身为主席者必须按既定方针办事，岂可胡言乱语！
很快的，你愤慨地退出董总的领导核心，回到霹雳董联会搞山头主义，以实现你的“理想”。然而你很快发觉到深斋董事会有了一点变化，对你不再是那么言听计从了；深斋的谭校长虽然不大吭声，但坚持民族敎育路线的立场也不会输给他的前任。原来，在你忙碌于董总事务的那三年里，无暇顾及深斋的校务，深斋董事会的内部民主因而有了一点儿发展。当然，这也包括把你无心要建的四层楼新校舍建峻。
你的“理想”暂时无法在深斋实现，你因此转而鼓动一些小型独中转换英文课本。可怜那些不明就里的董事会，按你的意思办了，却搞不出名堂来。据说其中有一间，在经过大肆宣传后，开学时其特别英文班只有一名学生问津。胡先生，这可是瞎指挥，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结果啊。
在一次的董联会会议上，育オ董事长吴亚明先生终于讲话了。他认为你要做任何改变的话，应该在自己的学校先尝试，成功后オ给别人借鉴。一言惊醒梦中人。你果然再次把矛头转向深斋搞“改革”以实现“理想”了。
这一回，你比较谨愼，准备先通过霹雳董联会属下的教育咨询团的智慧搞一个舆论，然后再以这些精英的智慧去启发董事会里的少数“顽固份子”。不过，今年中敎育咨询团在邦咯岛吃风楼召开的硏讨会却触了礁。尽管主持会议的咨询团主任深懂“顺我者生”的大道理，但间中却有一两位“不识事务者”，当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著独中非改用英语为敎育媒介语就没前途时，他们却接了冷水，提出：若媒介语一改，谁愿意担当“民族罪人”的罪责呢？经此一问，大家都噤若寒蝉，睡觉去了。本来嘛，搞不成舆论，当作是大家去海边吃吃风、散散心，也就算了。哪知那“不识抬举”的谭校长竟向童事会呈了一份深斋敎学调査报告，检讨及肯定了董敎总的办学方针及这一方针指引下所取得的成绩。这是全面肯定母语敎育的有效性的一份报告。你更加恼怒了。董事会属下的敎育小组接受及支持有关报告的结论，你竟恫言要撤除某些敎育小组的组员，甚至要将它解散。
最近，你说服了几位颇有社会地位的董事，安排他们在某些庆典上讲话，或通过采访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粉墨登场，现身说法。有的从正面来肯定改用英文媒介语的好处；有的从反面来论证不谙英语要如何如何地吃亏，不一而足。这样一来，你的戏台可热闹啦。其中一两位从小就不读书的，也向大家煞有介事地诉说不仅英文的坏处，其实他们连华文都不行嘛。胡先生，你用心可谓良苦。不过，也不好拉这些人来出丑啊！
我看，还是让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向你诉说华校生转受英文敎育的悲凉吧。我小六毕业于江沙崇华小学，那时是1961年。1962年，崇华中学改制为英校了。我是属于改制第一年的预备班生。当时共有6班，少说也有两百余人。我在第二班。老师上课时，只要他用英语讲解，我们就似鸭子听雷；一旦他用华语讲解，大家可就如沐春风。这是事实。但是考卷可是用英语出题的，能够过关的就没几个了。当时，许多人都因不能适应媒介语而退学了。
我们这批改制后的“先头部队”，中三考了初级文凭（L.C.E）后，只剰下70余人进入中四。中五者获S.C./M.C.E.全科文凭的，不上30巴仙。而之后能升大学先修班的，只有7名同学。这7名打不死的“残余份子”后来都升上了大学，而我是其中之一。说得好听，这些就是你所欣赏的“精英”了。另有6位则凭着校考成绩，留学台湾去了。我想，这些人都不符合你的“精英”定义。
胡先生，一批2百余名活泼、可爱、无辜的华小毕业生，被送进一间英文国中，年后就只剩下这么7位被扭曲得不成人形的残余份子（或称“精英”）。你说，这如果不是人间惨剧的话，那又是什么呢？我算是侥幸逃过劫数者。有许多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尤其是华文和数理科的，一个接连一个地被“当”了。你说这个英文媒介语的玩意儿不是毒药、屠刀，那又是什么呢？在那些岁月里，有多少潜在的民族优秀份子只因英文不好而断送前途呢？我总以为，身为民族敎育运动的领导人连这一点基本认识和基本民族感情也没有的话，他还配领导这个运动吗？不！他已站到这个运动的对立面，阻挠这个运动的发展了。
作为一个劫后余生者，作为一个有民族良知的华敎工作者，作为深斋的前任校长，我有责任去防止类似的悲剧在我们的队伍中重演。在我看来，你要以英语为深斋的教学媒介语，正等同于举起屠刀准备杀我无辜，等同于施放毒药准备荼毒生灵。因此，我要提醒你：放下你的屠刀，抛掉你的毒药，悬崖勒马，还不太遅！
你或许会争辩说：“我只收‘优秀生’嘛，那些太差的，尤其是英文不行的，根本都进不了我的校门，又何来杀戮之说呢？”
不错，专收“优秀生”是你的本意。那也简单不过，你只要来一个清楚交代：你要办的是贵族精英敎育，不是民族敎育。我还可以送你一首打油诗，题为《两财/材诗》，让你挂在校门口供招生用：
有财有材请进来，
无财是材有优待；
有财非材一样爱，
无财非材请滚开。
而且我还有一个建议：你不妨向当局申请一个办贵族学校的执照，声明是以英语为主要敎学媒介的。如果你还认为有必要保留一点华校味道的话，就设一科华文。不过千万不好列为必修必考科，以便不侵犯那些“香蕉人”的基本人权。我想，以常权者今天那么开明的胸怀，只要耐心等它三几年，常到衙门跑动跑动，不要说英文中学，即连英文小学都可以还魂了。
这样，你总该可以放深斋一条生路了吧。就让那些冥顽不重的极端份子去搞他们的“纯华文敎育”吧！就让深斋被历史淘汰和遗弃吧！
办民族敎育，要进行长年累月的筹款，这使到一些办学者产生厌倦感或称“筹款恐惧感”。因此就有“走快捷方式”的想一大幅度提高学费。这么一来，就絶了中下层子女就读独中的途径了。但胡先生，这却是你的想法。
另一方面，若能多收上智学生，在宣传上对学校的发展相当有利。在考试挂帅、文凭第一的现实社会中，办学者往往忽略了五育平衡的方针。所谓“素质好”的学生就是考试成绩特出的学生。行为、服务、体育、活动等表现都显得次要了。因此“精英敎育论”就抬头了。与上层社会比较，中下层子女在管敎方面一般较差，实行精英敎育政策往往吃亏的是中下层子女。这是另一条絶他们的道路的政策。但胡先生，道也是你的想法。
因此，对筹钱的恐惧和对人才的渴求往往促使办学者有意无意地走上贵族精英敎育的道路。胡先生，你深懂这个道理。问题是：在民族敎育与贵族敎育之间，在华文敎育与英文敎育之间，在民族自尊与崇洋媚外之间，你到底作什么选择呢？
说实在的，我就一直想不通，像我这种受英文敎育的劫后余生者，在独中运动中反而主张以母语为主要敎学媒介语，而像你及许多受华文敎育者，却偏偏在主张采用英文课本呢？我能够找到的答案是：民族自卑、崇洋媚外！
总的说来，让我再清楚指出，你搞的更换英文课本只是一个幌子，只是问题的表象。你眞正要办的是贵族敎育。这，オ是问题的本质。
你常以“追随时势潮流”、“符合我国多元文化和社会之需求”、“通应环境”、“符合家长的需求”、“我们不能停滞不前”、“以智慧分析及处理问题”等等美丽词藻来掩盖要把民族敎育转化为贵族敎育的意图。我看，到了今天你应该把问题清清楚楚摆出来，让广大的华社民众作个选择——要民族敎育或是贵族敎育？忸忸怩怩本来就不是你为性格嘛。
胡先生，你曾经在深斋面对死亡威胁的时侯救了她。这是你的一项功劳，广大华社民众都应感谢你。你也曾经带头发动席卷全国的独中复兴运动。这是你的另一项大功劳，广大华社也应感谢你。一句话，在挽救华敎于垂死中，你曾作出重大的贡献。
然而，今夭，在发展华敎的道路上你走错了路。你有过。你已快成为华敎运动的反动者了！再走下去，可要晚节不保了。我赞赏你的功，哀叹你的过。不过，直到今天，你还是功大于过。只要你肯回到民族教育的队伍来，我相信，广大的华社民众还是一样爱护你、拥护你的。
胡先生，今天，你已经走得太远了，走到了悬崖的边沿。我要对你再劝请一次：胡董事长，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你回头吧，我们还是爱你的！
前深斋中学校长
吴建成
1995年8月22日（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