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片片录

非津贴班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殖民地立法会所通过的六十七号教育白皮书，是基于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而产生的一个消灭华校的方案。他的消灭华校有两个手段：

第一，由蚕食而使华校变质：美其名叫做把国民教育的精神，引入方言学校。具体的办法，就是要每一间华校，为政府开设英文班，经费由政府全部负责。今年一班，明年又一班。这么一来，小规模的华校，只消六年的工夫，便全部变成英文学校了。

第二，由限制而使华校萎缩：借口教育经费不敷，冻结华校的津贴金。凡华校于一九五五年起，如果比一九五四年增多的班级，便不得享受津贴金，要自筹经费，使华校因经济困难而不能发展。

这一年十二月，马华教育三大机构，(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华校教总，及董总)。为着反对教育白皮书，召集全马性的华教代表大会于吉隆坡中华大会堂。针对政府的目标，也作了两大议决。

第一，绝对拒绝于华校内设英文班。

第二，即便不获得津贴金，也应尽量开设班级，以教育我们的子弟。

这时期，全体的华人，对于三大机构，有无上的信仰。在三大机构呼召下，果外团结一致，遵照实行。于是一九五五年开学时，全国的华校小学骤增五百班左右，都是预算不受津贴，而以自费维持的。

像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冲破包围圈，当是殖民地官僚们最头痛的一件事。因为这么一来，他们消灭华校的目的，就永远达不到了，于是又苦心焦思，再来对付华校，那便是颁布非津贴班的六条件。

所谓非津贴班六条件，概括的说，就是要使一间完整的华校，分裂为两间。董事，教师，行政，经费，杂役等等，津贴班与非津贴班都要严格分开，并且另行注册。便是一间华校，只有一班或两班的非津贴班，也得如此办理。

这消息一经公布，各华校的董事们相顾骇然，认为难于做到。纷纷要求三大机构，进行交涉。因为注册属于董事部的事，所以董总主席陈济谋及秘书温典光，晋谒副提学司培恩氏，请求放宽条件。可是培恩氏态度非常强硬，交涉不得要领，事情就弄强了。

据说华人第一红员XXX，这时候对钦差大臣麦基里来作两项建议：

第一，把教总主席林连玉递解出境。(见与钦差大臣一席谈篇)

第二，所有华校问题，只跟华校董事谈商，不必理睬教师公会。

先是艾支敦接侯士充任华校总监督时，曾找我私人谈话，对我警告说：你们华人实在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要知机退让，不然，我有一宗秘密武器，打了出来，你们华校就吃勿消了。我说：『我们华校受尽了歧视，你反而说我们占了便宜，真是你说我不懂。要退让吗？我们总不能退让到灭亡的道上去呢』。

到了非津贴班成为强局的时候，艾支敦的秘密武器，果然出现了。原来他尽量搜集资料，制就几个统计表。譬如：马来亚大学的学生，华人占六十二巴仙，印人占十七巴他，巫人只有十五巴仙，留学英国的马来亚学生，华人六十多巴仙、印人二十多巴仙)巫人十多巴仙。本邦学生人数，巫校三十多万人，华校二十多万人，英校十多万人，印校四万五千人之类。

最妙的是教育开支，公款的消耗，华人学生，平均每生每年三十六元多，印人学生，每生三十四元多，巫人学生，每生三十三元多，(以上系就记忆所及，大略如斯，并非艾支敦的确切指数。)这个样子，就显示出马来亚教育的利益，都给华人占尽了。他所以对我说：『华校吃勿消。』大概是说这统计表一经公布，巫人一定大哗，群起攻击，华校是顶不住的。

艾支敦把他的秘密武器，印成像学校中动植物挂图那么大，裱以马粪纸，政府各高级部门，都送有一套。并且自己到处演讲，广事宣传。当他在州立学校对假期师训学生演讲时，我曾质问他：『根据教育预算案，一九五四年全年九千多万元，华校教育项下，是七百五十万元。一九五五年总预算额增多了，而华校反而被削减为五百万元。怎么你却说华人学生，消耗公币占各民族第一位呢？』(刚好我是师训的讲师)他只说：『这是有根据的，』

艾支敦更携带他的秘密武器，到全马各重要地区去召集华校董事，开会解释，以期说服。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华校的董事们，有的没有反应，有的反应是不满意的。他走遍槟城，马六甲，麻坡，许多地区，毫无收获，只好废然地问到吉隆坡。

于是，我得到消息，最高级的官员，举行检讨会，听取艾支敦的报告。钦差大臣问：『到底那一个地区的华校董事，最为倔强？』艾支敦说：『是霹雳的华校董事们态度最强硬。』钦差大臣说：『最好请一位最有名望的华人领袖去说服他们。﹃提学司威菲氏推荐XXX。钦差大臣摇摇头说：『派他吗？随便一个都会比他更好。』结果，竟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

以后，艾支敦还到芙蓉去召集一次华校董事会议，殊不知碰了一次空前的大钉子，有一位董事先生，把艾支敦大骂一顿说：『你们殖民地官僚，还要在马来亚搅什么风雨？马来亚就要独立了，你们都要滚蛋了。』艾支敦不禁气结，懊丧回来，向教育部告假十多天，据说是因为失意而生病的。

礓局到了无法打开的地步，某位人士透露给我『为着非津贴班问题，政府要维持威信，决定采取断然手段，华校将有暴风雨了。』我说：『这一同，是教育部与董事总会的争持，我们教总，原可以置身事外的。但我们董教一体、董总如有困难，我们将给予全力的支持。』

消息虽然坏透了，但教育部对华校摊牌的行为，终于迟迟未曾实现。这大概是栗于全体华人，对于华文教育问题非常团结，有所顾忌罢。

等到我与钦差大臣一席谈以后，已是六月中旬了。我觉得我的得以谒见钦差大臣，都早培恩氏居间的力量、在人情上、应当时对他面致谢意。有一晚，我请求钟敏璋女士用她的汽车，载我去谒见培恩氏。原来培恩氏的私居，已经从公园内一座古老的大屋，迁到崩沙律医院后面山缝间的一座新屋了。布置虽十分雅洁，地位却非常偏僻。

当我坐下来，申明谢意之后，随便闲谈。提及非津贴班问题时，培恩氏勃然变色，非常愤怒的说：『你们华校的董事，简直目无法纪违抗政府的命令，不肯奉行，难道要让他们做太上政府吗？』我说：『这非津贴班问题，政府从来不跟教总接触，我们可以说是不介入的。但要明白，我们华校都是私立的，没有董事就没有华校。我们董教双方，业已密切携手，对于这个开题，我们也是非常关心的。据我的在旁观察，艾支敦把问题搔不着痒处，怎能得到收获？』

培恩氏说：『你怎样说是搔不着痒处？』

我说：『放弃领导人物，不作对手，却忙忙碌碌四处乱撞，这便是搔不着痒处，必然没有成就。』

培恩氏说：『像陈济谋(董总主席)温典光(董总秘书)，这些人，更加难谈了。』

我说：『他们十分讲理，不过事实上，六条件确实难行，他们是领导人，在责任上，要代华校向政府要求放宽条件的。须知道，领导权在他们的手中，不跟他们谈判，问题将永远不会解决。』

培恩氏余怒未息，脸色依然涨红，似乎极不愿意。于早我再说：『马来亚下个月就要首次大选了，如果民选政府的意见和你们不一样，不是更加尴尬吗？』

这句话，似乎打动了培恩氏的心曲。他马上转为温和说：『但是总得给政府有个下台的脸子，据你看，有什么办法？』

我说：『我提一个祈衷的方案，如果你肯接纳，我担保必定成功。』

培恩氏说：『你试讲出来。』

我说：『华校的非津贴班要另具表格，向教育局报告。这样一来，既是华校奉行政令，也表示政府体谅困难，施政贤明。』

培恩氏说：『怎知他们同意不同意？而且不能由政府自动退让。况且即使自动退让，又焉知他们不再有麻烦发生。』

我说：『自然要经过与董总谈判的形式的。我告诉你，那个新任的华校总监艾支敦被人认为神经有问题的，他不但对华校董教两方面，毫不熟悉，而且大众对他都没有信仰，耍摒弃了他。前任的华校总监督侯士先生，虽然被教育部冷落了，却是华校董教双方最敬重的人物，还有这位钟女士，也和侯士一样，如果起用这两位去活动，我担保十足成功。』

还有一层，记得一九五二年改编华校教科书时，本来大家对政府的动机，是十分怀疑的。因为你担任主席，表现了非常忍耐的美德，大家受你感动，便推诚合作，结果大大成功。这一回，我希望你重新发挥你那忍耐的美德，那就事无不济了。』

培恩氏说：『这事要让我考虑考虑。』于是我便告辞。

过了数天，经过侯士及钟女士的努力疏通，果然培恩氏就到中华大会堂和华校董总的代表举行谈判。在谈判场中，董总主席陈济谋，及董总法律顾问杨世谋，都非常不客气的发出指摘。但培恩氏总是忍耐着，终于依照我的意见达到协议。便是：华校的非津贴班，要另具表格，向教育局报告，不必绝对分开，另行注册。

争执半年的华校津贴班问题，因为艾支敦盲撞瞎冲，以致漫天愁云惨雾，几乎激成巨变。经过董总协议以后，发出一纸通告，认为可以接受，全国华校一体遵行，化为烟消日出，风平浪静了。

按一九五五年华校非津贴班，原有五百班左右。在强持对立最尖锐的阶段，教育部为着缓和起见，曾经公布一项新的计算法。这项新的计算法，便是以一九五四年度一年级做标准。譬如某一华校，于一九五四年有一年级四班，那么小学共有六年，全校便可拥有二十四班。如果增开的班级，连原有的超过二十四班的，才不给予津贴，否则仍算合法的班级，一样可以享受津贴金，这么一来，非津贴班便大大的减少了。据我当时调查所得，仅剩下二百七十四班是有问题的。

至于华文中学方面的津贴金，可以说有幸有不幸，要看所选的教育局长好与壤而定。好像雪州的教育局长Mr. Lok，是一位学者，他不理白皮书冻结华校津贴金的规定，华文中学增加一名学生，即多予以一份津贴。雪州的华文中学是最幸运的。最不幸的是霹雳州，举例说：『育才中学，一九五四年有八百多名学生，以后已增到一千八百多名，所得的，仍是八百名的津贴额。虽然更后育才中学曾增加到一千二百名的津贴额，但在全国各州华文中学间，平均以他们对政府的经济倚赖性最轻，最容易维持独立中学。却无端于一九六二年，相率申请为国民中学，把华文中学变为英文中学，出卖前人心血结晶的文化保垒，这和一九五五年霹雳州的华校董事比起来，真是后生有愧前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