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片片录

火炬运动

所谓火炬运动，原来就是全国学龄儿童的总调查。据国会议员吴志渊先生告诉我，这项意见，是他于一九五六年联盟政府的立法会通过那昔报告书以后提出的。他认为政府应该尊重家长的意见，家长们的子女，要受何种语文的教育，政府就要供给何种师资及学校。最好把全国的学龄儿童及其家长的的志向，先行调查清楚，然后建设学校，训练师资，有所根据。这意见为立法会所接纳，殖民地官僚们更装饰一个美丽的名词，叫做火炬运动。

火炬运动，最先是于一九五六年七月间各民族校长会议时，郑重公开的。在殖民地官僚的嘴中，说得非常动听。这是如何的公正？如何的民主？其实，他们心目中，有一个错觉，认为许多年来，华人社会，暄喧闹闹，叫喊着华人要认识华文，仅是少数华文教师在那里搞风搞雨。而华人家长们，则是向慕英文教育，愿意送他们的子女接受英文训练的，因为全国英文学校，都有人满之患，每年招收新生时，都是无法容纳的。殊不知战后木邦教育发展，华校的情形，也是一样的。那些英籍的殖民地官僚，坐在办公室中，凭着下属的报告，只知道自己，不了解别人，以为这一个调查的结果，将必全是英文的世界。

因此，当火炬运动还未进行，殖民地官僚们，就已得意洋洋，到处扬言说：『事实胜于雄辩，这一下，可以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华人要读华文，是少数人的意见。甚至如槟城华人视学官XXX先生，也是这样说法。这消息一旦传入我的耳朵，使我不得不提高警惕。

同时，我鉴于自五月至七月，短短两个月中，教育部殖民地官僚们，种种歪曲那昔报告书的措施，使我暸解到马来亚的国会议员，虽然大部份民选，但行政的实权，仍是原班殖民地人马。他们必然要凭着现有的权力，玩弄阴谋，使火巨运动，变成华文教育的事实。

殖民地官僚们，果然应用一手遮天的手法，对于华校尽量蒙蔽，对于英校，极力推动。火炬运动，原定八月假期内举行的，他们早于一个月前，就秘密训令英校的师生，推动登记，那些受英文教育的，在未放假以前，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登记得七七八八，将近完成了。而在受华文教育这方面，都如睡在鼓里，平静得好像一泓止水。甚至教育部命令各校协助推动登记的训示，雪州华校视学官刘怀谷先生，请求译成华文，分发给华校的校长，华校总监督杨雅灵，也予拒绝，连英文原稿，也不发给华校一份，看来华文教育被否定的形势，将被他们一手铸成了。

及至火炬运动的办法正式公布，尤可令人喷饭。要肄业华校的学生，必须到巫校或英校去登记。协助登记的人员完全挑选英校或巫校的教师，华校的教师，连一个也不令参加。他们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使华人的家长，要子女肆业华校的，不知道情形，失去登记的机会。那么将来火炬运动的结果，愿意接受华文教育的，自然占绝对多数。他们便可振振有词地宣布，本邦华人们家长，拒绝接受华文教育。本邦的教育，应以英文为媒介。

当时我完全了解殖民地官僚的阴谋，采取的对策，有下列各项。

(一)于各民族校长会议结束时，立即发函给全国十一州的教总分会，请作两项准备工作：

(A)请各位华校的校长发动全体教师，于假期间，作家庭访问，告诉他们，有适龄的子女，如不及时登记，就会无书可读。

(B)请所有的学生，告诉家中及左右邻居的家长们，要为适龄的儿童及时登记。

(二)以教总主席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谈话，呼吁各阶层人士，协助政府，推行火炬运动，以免华人的子女，对于登记有所遗漏。

(三)我本人以教总主席身份。亲自出巡全国各地教总分会，在各地教师大会席上，郑重说明协助火炬运动的重要性。

(四)请全国各教总分会，大量印发告家长书，促请家长注意及时为子女登记，以期华人家长，对于火炬运动有普遍而深切的了解。

我更以致总的主席名义，致两教育部长鸭都那昔先生，告诉他：华校教总愿意动员所有的力量，协助火炬运动。所有华校的校舍，都可以作为登记站。所有华校教总的会员，都可以义务协助工作，可是那昔先生却不答复。我又以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名义，致函给雪兰莪州教育局长Mr.
Lok作同样的请求，也是一样的有如石沉大海。

这时候，最可令人感动的，便是全国华文中学的学生，他们接受教总的号召，自动为火炬运动宣传。在槟城，霹雳，雪兰莪，芙蓉，马六甲，柔佛，这些华人多数的州，都有数百名的华文中学生，挨家逐户，分发告家长书，促请家长们要及时为子女们登记。他们甚至冒风雨，捱饥饿，深入乡村区，广事宣传。在雪兰莪的中学生，更遇到意外的困难。原来当时尚是紧急法令施行的时期，政府遇到可疑的人物，是要拘捕的，侦探们，便把协助火炬运动的中学生作为嫌疑犯看待，到处跟踪监视，吓得他们胆破心惊。本来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反而有大祸临头的恐慌了。

于是我就想到，最好是促请各地举行社团代表大会，有组织地把青年们领导起来，才可以顺利进行。就以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名义，致函给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请他定期召集雪州的华人代表大会。殊不知这当儿，雪州中华大会堂正主席洪启读，带领什么篮球队到台湾去比赛，由副主席张昆灵先生署理职务。这位张昆灵先生，乃官委议员，是一位有名的好好先生，他一生作事，只求八面玲珑，不愿招致任何方面的不满。他接到教师公会的信，不敢负责，一连四五天，也不回复。有一天，我适巧在中华大会堂遇见他。问他：『对于召集社团代表大会，讨论协助火炬运动的意见怎样？』他竞然说：『登记子女入学，是家长的责任，关于火炬运动，报上已有登载，做家长的，要自己注意，为什么要我们社团替他们费精神？』我把殖民地官僚的阴谋告诉他，认为社团代表大会，非召集不可。他仍是犹豫不决。我不禁激动地对他说：『教师公会致函给中华大会堂，是依照传统，维护中华大会堂为雪州华人最高机关。现在华人子女有无书可读的危险，碰到这么大事，假如中华大会堂，愿意放弃领导权，我们教师公会，也有可能召集一次华人代表大会。不过，以后请中华大会堂，不要责怪我们不尊重你们的领导权了。』张昆灵先生被我这么一迫，他再也无法推辞了，只好于八月十四日，召集雪州华人社团代表大会，这一次到会的有一百四十多单位，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大集会。也可以见出，华人对于华文教育关心的程度了。

这次雪州华人社团代表大会，有极佳的收获。

(一)印发告家长书十万张，加上教师公会报效五万张。又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自印七万张，巴生滨海华校教师会自印三万张。统计雪兰莪一州，散发告家长书共二十五万张。

(二)登报招请志愿服务队，得青年学生自动报名者七百多名，把他们分队组织，每名派给一枚纸质服务徽章，使他们可以公开服务。

(三)把各学校的校车借来，由中华大会堂供给汽油，编定日期，派出服务队，遍穷乡僻壤，沿门逐户，促请家长们为子女登记。

(四)由大会的代表，与教育局长磋商，增设十二个登记站，都是属于华人的。华校的教师获得正式被教育当局邀请协助工作。

这消息一经报上登载，全国各州州华人，都闻风兴起，仿照雪卅的办法，于是火炬运动，在华人社会中，遂热烈展开，无人不晓。华人的适龄的儿童，没有登记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

当时我被雪州社团代表大会，选为主要委员之一，除每日到中华大会堂协助工作而外，还曾领队到雪兰莪港口，丹绒加冷，八丁燕带，这一带乡村地区去推动登记，这才知道所有华校的教师，都接受教总的呼召，把家庭访问做得很好，我们只消到了当地的华校，那校长便可出示区内全部待登记的儿重的名表，甚至连适龄儿童的报生字，也被集中到校里了。

到了这阶段，我知道华人的子女，登记读华校的占绝对多数。其比率竟是九十多巴仙。华文教育的胜利，业已胜券在握了。我就进一步，准备迫殖民地官僚们将火炬运动的结果摊牌。于是致函给全国教总各分会，请负责调查所属区域内各站登记的数目字，报告给教总，以便作非正式的统计。这新闻一经发表，听说雪州华校总监督杨雅灵，在教育局大肆咆哮，认为教师公会侵犯了教育局的权力。他要发出训令，严禁协助登记人员，泄漏登记数目字的秘密。有人把这消息告诉我，我说：『好呀！我就欢迎他发出这一项禁令』。可是到底他的禁令并没有发出。不过，据当时参加协助工作的教师们告诉我，杨雅灵确曾亲自到各登记站，用口头吩咐，不得将每日登记的结果，泄露给华校教师公会。

当时，我所得的资料，实在不算完全，只有十之五六而巳。但只要有若干区是完整的就可使殖民地官僚们，吓破了胆了。譬如：雪兰莪州的八丁燕带，登记八百六十多人中，只有二十七名(包括印人子女)是要肄业英校的。柔佛州的永平新村，登记一千三百多人中，只有十三名是要肄业英校的。像这样的结果，除非殖民地官僚们、肯把当地的英校改为华校，不然，他们又那里有勇气把火炬运动的成绩公布。

特别是吉隆坡八打灵卫生市，因为有几间吉隆坡的华校，要在那里觅地建校，政府不准。我吩咐服务员，把八打灵的每一名登记要肄业华校的儿童姓名，住址，及登记号数，列一清册给我，共五百八十二名。

我手头上拥有这项资料，就不止一次的，在公开演讲中，宣称政府应该在八打灵卫生市，建设一间新的华校。也应该把八丁燕带及永平的英校，改为华校。殖民地官僚们，对于火炬运动，用尽心机，以最卑鄙的手段，企图扼杀华文教育，结果竟是大败亏轮，只好垂头丧气，充耳不闻。

有一次，我特地造访国会议员吴志渊先生，请他在立法会上，促请公布火炬运动的成绩。吴志渊先生反而劝我说：『算了罢，他们彻底失败，难过得很了，何必再给予他们一重难堪。』

终于火炬运动，以大锣大鼓，喧赫不可一世的场面开端，而以无声无息收场。原来公布火炬运动的结果，华文教育的地位，在本邦要跃居第一位，这是他们所大忌的，所以宁甘沉默起来，捱受指摘，另生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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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炬运动中，有一段插曲，颇为有趣，顺记如下：

八月十四日，雪州华人社团代表大会，是上午十一时举行的。我于十时正，邀了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副主席沙渊如女士，吧生滨海华校教师公会主席张联宗先生及其总务苏剪花女士，到雪州教育局去谒见教育局长Mr.
Lok，询问有关雪州火炬运动的情形。

我问：『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致函给阁下，为何阁下不给予答复？』

Mr. Lok说：『抱歉得很！因为事忙，所以迟覆。』

我说：『我们建议以华校作登记站，阁下意见如何？』

Mr. Lok说：『火炬运动，是政府的事，该用政府自己的学校，若是要用华校，必须向董事部告借，而且还须负责赔偿意外损失的责任。』

我说：『现在华校自愿把校舍暂时借用，如有意外损失，不必政府赔偿，阁下意见如何？』

Mr. Lok说：『现在不必了，政府的学校，已经够用了。』

我说：『华校教师会的会员，自愿协助工作，阁下意见如何？』

Mr. Lok说：『英校及巫校的教师，也已足用了。』

我说：『雪州以华校学生为最多，他们的家长，绝大多数，不懂英文或巫文，在登记时，一定感觉不方便。』

Mr. Lok说：『英校教师中，也有不少华籍的。』

我说：『他们虽是华籍，但却不懂得华文。』

Mr. Lok说：『这也没有关系，何况英校华籍教师中，也有兼通华文的。』

一谈到这里，那个华校总监杨雅灵，突然插口道：『火炬运动，这是政府和家长的事，跟你们教师公会并没有关系的。』

呀！他们排斥华校，是这样专横而露骨，实在使我忍不住，就愤然说道：『照你这样说法，便是我们教师公会对于这件事没有关心的资格了。好吧！现在可以不谈了。』

说罢，我拂袖要走。沙渊如女士劝止我道：教育局长叫茶未到，我们应该喝了他的茶，才不失礼。于是彼此默然相对，各无声响，约莫过了五分钟，茶送到了，我们赶快喝下，立刻告辞。

回到中华大会堂，在华人社团代表大会席上，我们把谒见教育局长的经过，及华校总监所说的话，对大家报告出来。到会的代表听了，都非常愤怒。那一次代表大会所以会有美满的收获，杨雅灵的话，可以说是有其刺激功用。

过了三天，人镜慈善白话剧社，举行若干周年纪念，邀我赴宴。我在致词中，又再提起杨雅灵的话，激起全场人士的义愤，就即席发动组织华人家长公会，作为争取华校平等地位的一支生力军。

上述我的两次演词，报上都有登载。过了数日，杨雅灵就给我一封华文的信，大意是说：『那一天在教育局，我是说：火炬运动，不需要教师会负责，并不是说，和教师会没有关系。你这样诬告我，和我的名誉有关，我要采取步骤对付你。』

我用华文的信回他，首先解析火炬运动意义的重大，政府不应该拒绝华校教师会自动供献的协助。最后问他两点：(1)诬告两字是何意义？你明白吗？你什么时候，吃过我林连玉的官司？(2)你要用什么步骤对付我，可以坦白告诉我吗？

再过数天，教育局长Mr. Lok，用双挂号给我一封信，大意是说、那一天我们的谈话，现在给你一份记录，作为存底。其中最重要的是杨雅灵信中的那一句话，但却认为是他教育局长说的。同时，信及记录，都把八月十四日的日期，错写为七月十四日。

因此，我也照样用英文双挂号信答复Mr. Lok道：『我记得七月十四日，我不曾到过教育局，也不曾跟阁下有什么谈话。若是阁下把日期弄错了，原来所指的是八月十四日的事，我就认为记录不符合事实。譬如：如火炬运动，不需要教师会负责这一句话，我也曾接到华校总监督扬雅灵先生的信，他说是他说的，而你教育局长，又说是你说的。同一场合，同一的语句，到底是他教育总监督说的呢？仰或你教育局长说的呢？』

那位华校总监督，最是恨我入骨，有一次，在联邦酒家，我和杨雅灵都参加宴会，杨雅灵在另一席，私下探问『林连玉有没有公民权？』丁品松先生告诉他：『林连玉早是本邦的公民了。』杨雅灵说：『那是可惜的事。』丁品松先生问他：『可惜什么呢？是不是他若不是公民，就可以把他驱逐出境呢？』杨雅灵却又是默然。

可是我对杨雅灵也不客气，每次对教育部高级人员谈话，提及杨雅灵时，我总是说：『那个小孩子。』(只有三十多岁)有一次副提学司路易斯竟然说：『他到底太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