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写作的困局与出路

星洲日报/言路2010.12.20

双语写作的困局与出路

杨邦尼

欧阳文风的〈走出华社!〉(12月17日)从哈金何以弃中文而就英文写作谈起,文末论及马华评论写作人“要在这块土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教育群众,影响更多的人,必须走出华社。这不是意味不能再以中文评论,但必须亦能以马来文或英文评论”,欧阳的立论与期许甚好,然而,一旦落实在写作面,举步维艰。

允许我引述一段已故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扎伊尔德(Edward W.Said)在〈知识分子论〉的说法:每位知识分子都诞生在一种语言中,而且大都一辈子就活在那个语言中,那个语言成为他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语言当然一向具有国族性(nationality),如希腊文、法文、阿拉伯文、英文、德文等……知识分子应该使用一个国族的语言,不只为了方便、熟悉这些明显的理由,也是因为个别知识分子希望赋予那种语言一种特殊的声音、特别的腔调、一己的看法。

即使像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语言及文明系王德威教授,中文论著如诗如赋,蹁跹华丽,用英文写作,“英文初稿亦承夏志清教授审阅校订”。我大学的老师,台大张小虹教授拿的是英美文学博士,在〈假如我不能跳舞〉一文自我忏悔:

“为甚么明明是一个英文系的教授,却坚持用中文思考、用中文书写呢?就语言的亲密度与语言的创造力而言,中文是我的“母语”,英文是我的第二外语,我的第二外语再好也好不过我的母语,我的英文再好也好不过我的中文。用个最浅显易懂的表达,我只能用英文走路,我却可以用中文跳舞。”

回到大马语境,政治上马来语是国语,英语承自殖民政府,又是强势国际语,华语或中文是华社的身份刻印,华社华教自诩的“三语并重”,“乡愿”时候的多。然而,我们可以理解各族群间的话语平台构建的阙如,各族的交往,仅止于日常沟通。这就是我在〈华语人缺席新山艺术节〉(7月21日)文中指出的,大马文化人,在各自的墙园内演出,壁垒分明,新山艺术节的节目单上只有英文,中文和国语没有越英语的雷池。

好吧,就算马华评论家要在大马的土地上更具影响力,除了既有的中文评论,跨足马来文或英文写作,套用以法语创作的诺贝尔文学奖华人得主高行健的话:“这种作家必须花上比母语多十倍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一部作品。”

然而,大马华社向来就自足不外求,谈“走出华社!”,无疑就是闹革命了。马华评论本身在桎梏和网罗中写作,下笔处处有文字的刀光和地雷满布,双语或三语写作是对写作者的“无所有之乡”,心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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